BOSTON
从文化意义上说，波士顿的黄金时代是在19世纪，那个时候，新英格兰的几位诗人荟萃波士顿，以崭新的文学面貌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有人曾经说过，诗歌是要有贵族气的。虽然这只是一家之方，而且必然会遭到现代派以后的艺术家们激烈的攻击，但在以前的岁月里，事情往往的确如此。
19世纪的波士顿是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地方，因为是座港口城市，所以欧洲大陆的文化思想会非常便利地漂洋过海，优先在这里落脚，那些知名的波士顿的诗人们大多生长在富裕家庭，并有着大学教授或者政治人物的身份，于是被人们称诈“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他们之中，以朗费罗、霍姆斯和洛威尔这三个名字最为耀眼。
朗费罗执教于波士顿市区一水之隔的哈佛大学，提起他来，年长一些的中国读者很容易记者那首名诗《人生颂》，这是国人翻译过的第一首外国诗歌，那些积极向上的诗句曾经给无数青年激励，让他们脱离了哀切的文学作品中自伤自怜的美丽阴影。虽然，以现代眼光来看，《人生颂》不过诗艺平平，仅仅停留在格言体的阶段，然而，这样体裁与内容的作品总是能够满足大众需要的。
朗费罗曾经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还不止于《人生颂》，他的《箭与歌》、《中途》等作品很早以前便曾在我国流传。年轻的郭沫若在即将中学毕业的时个，因为读了原文的《箭与歌》而仿佛“悟到诗歌的真正精神”，一直重理轻文的念头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发生了些微的动摇。
朗费罗最著名的作品当属《海华沙之歌》，这是一部描写印第安人的生活史诗，叙述了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入侵面前做出艰难的反抗与抉择。朗费罗的时代，距离“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在两个世纪之前，原始而善良的印第安人曾经给了那些早期的欧洲移民们以极大的帮助，而两个世纪以来，以及未来还要度过漫长岁月里，这些逐渐沦为弱势群体的原住民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海华沙之歌》中的印第安主人公终于在觉察到自己已经无力反抗之后无可奈何地泛舟西去，而诗人写到这里，又是怎样一番矛盾的心情？
朗费罗死后，伦敦西敏寺教堂的诗人角安置了他的胸像，这是美国诗人从未有过的殊荣，毕竟，英国人始终认为美国是个缺乏文化的落后地区。
“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霍姆斯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尤其还是上流社会中的名人。霍姆斯才华横溢，机敏过人，这些优点和他缺乏生活与缺乏深刻思考的特征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篇篇在当时社会里颇受欢迎却在后世评论中无足轻重的诗篇。这或许就是“贵族气”过重的表现了。
洛威尔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因为犀利的笔锋与对社会敏感问题的直面态度而被誉为“一代文宗”。洛威尔的全名是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指出这一切，是因为在他身后多年的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位与他同名的美国女诗人艾米·洛威尔，是意象派中的杰出人物。
洛威尔的时评在当时影响极大，他针对奴隶制度发表过大胆而激进的言论，深得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思想的真谛。考虑到波士顿在美国建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自由”的城市声名，洛威尔恐怕可以说是当地最具波士顿的精神的代表人物了。
波士顿的自由精神可以追溯到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份公约，是美国建国史上的第一份文献。当时的移民们在“五月花”号登陆之前，其中的男人们便有船舱里集合开会，制订公约。他们制订了一份非常简短的公约，表达了一种“民众自治”的思想，为每个人提供平等、自由、选举的权利。虽然这份《五月花号公约》还带着浓厚的宗教味道，却已经具有了世俗政治的可操作性，成为今后一个近乎完善的民治政府的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