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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余华《兄弟》再揭那个年代的伤疤

余华《兄弟》再揭那个年代的伤疤

  下午三点的阳光照得人懒洋洋的,只想趁着困意睡一会儿,习惯性地摸一摸枕下,想找一本催眠的书。老公从书房递来一本从网站定购来的新书,随手一翻竟然放不下了。直到夕阳西下,天色暗下来,一股阴冷的寒气袭来,我打了个冷战,把书合上,看见镜子里的人双眼红肿,一脸的烫火。

    喜欢余华是从他的《活着》开始的,而《兄弟》吸引我的却是关于作者的介绍:60年生,当过5年牙医,23岁开始从事写作。难道他一边看着各种污秽的牙齿,一边构思作品吗?

    故事是从一个江南小镇说起。李光头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因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掉进了粪坑淹死了,小学教师宋凡平拨开围观的群众跳入粪池,把尸体捞出来背回家交给了死者的女人李兰。几年后宋凡平的老婆病死,李兰和宋凡平结成夫妻,各自的独生子李光头和宋钢也成了一锅吃饭的兄弟,一家四口过上了贫穷而甜蜜的小日子。

    在李兰去上海治病期间,文革开始了,身高1.85米的灌蓝高手、会耍无敌扫荡腿的小学教师宋凡平因是地主成分被批斗关押,并被打折了右臂。三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宋凡平逃出来按约定的时间去上海接李兰回家,在车站被造反派用乱棍拦截,折断的木棍桶破了肚子。两兄弟等到太阳下山不见爸妈回来,跑到车站,从飞满苍蝇的血污中辨认出了血肉模糊的父亲。

    在上海车站等了一天一夜的李兰回到小镇,在曾经欢爱的大床上见到了飞满苍蝇的丈夫,她打来井水清洗了血污,搂着久别的丈夫安静地过了一夜,第二天花掉两人所有的积蓄买来了一只小号棺材。丈夫个子高,摆放不进去,李兰躲进里屋,听着沉闷的敲击声,任凭装殓的人用石头砸断死人的小腿,取下来放在大腿上,总算盖上了棺材…….

    宋钢护送着父亲的棺材随乡下的爷爷回到乡下并住了下来,而李光头则长成了小镇上的混混。他重蹈父亲的覆辙,14岁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时,被当场抓住。这就是小说的开头。结尾,地主遗孀李兰成了地主婆被游斗,从后夫死去的那一天她7年没有洗头。后来她去澡堂洗净了自己,竟洗出了满头银发,从乡下叫来宋钢,把败兴的儿子李光头托付给持重善良的哥哥宋钢,就告别了人世。

    这只是小说的上部,下部还没有出版,上部里透露出李光头因为屁股一案练就了精明的生意头脑,日后成了亿万富翁。

引用
 

将近18万字的小说以江浙小镇为背景,以偷看屁股为开头,开始读起来让人觉得滑稽、猥琐,龌龊甚至愚昧,只知道是那个特殊年代本能压抑、人性扭曲的写真,却看不出作者的用意。随着时光前移,一共不足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陆续出现,开始演绎一幕幕充满血腥、冷漠、命运突变的场景。帷幕一层层拨开,观众痛哭颤抖,不忍再看。而揭开的每一幕都比你想象的更惨烈、悲壮。这就是我读后的感觉。我佩服作者外科医生一般的心肠和勇气,像讲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又像是脱去一件平常的外衣,露出渗血的纱布,再揭开层层包裹的纱布,引得读者遗憾,惊叹,却还不死心,继续掀掉那结痂的伤疤,露出鲜红的血肉,直至看见溃烂的白骨。

    这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小小的缩影,虽然已经一去不复返,就像人死不能复生,却给无数活着的人留下了永远无法弥合的创伤,就像被人强奸的妇女,终生蒙上了失贞的阴影。我讨厌这个词,而此刻却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代替。时代的变迁能改变人的穿着,技术的进步能改变人的容貌,却没有一项技术能把那心灵的烙印熨烫平整,它就那样皱巴巴的扭结着,总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刺痛,就像患上了风湿。

    揭伤疤一定不是余华的本意,在特殊年代成长的兄弟造就了他们独特的人格,社会走上正途之后他们又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我缺乏想象力,只能等待下部。

    我佩服余华的写作功底,从小人物的生活琐事写起,让你看清一个时代,看透人生的无尽的悲苦和艰难;我更佩服余华铁石心肠一般的冷峻,读他的作品,谁又敢否认他经历了那个时代,说一切与他无关?我想,只有摆脱了自身的压抑和时代的阴影才能淡然叙述别人的故事。

    年前农历腊月二十八看的这本书,却一直沉甸甸在心里搁不下,写出来一定会舒畅些。

  2006年正月初八
引用
 

我能否相信自己 

                              余华     

  我曾经被这样的两句话所深深吸引,第一句话来自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的哥哥。这位很早就开始写作,后来又被人们完全遗忘的作家这样教导他的弟弟:“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第二句话出自一位古老的希腊人之口:“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     

  在这里,他们都否定了“看法”,而且都为此寻找到一个有力的藉口:那位辛格家族的成员十分实际地强调了“事实”;古希腊人则更相信不可知的事物,指出的是“命运”。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事实”和“命运”都要比“看法”宽广得多,就像秋天一样;而“看法”又是甚么?在他们眼中很可能只是一片树叶。人们总是喜欢不断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几乎成了狂妄自大的根源,於是人们真以为一叶可以见秋了,而忘记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形容词。     

  后来,我又读到了蒙田的书,这位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家告诉我们:“按自己的能力来判断事物的正误是愚蠢的。”他说:“为甚么不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看法常常充满矛盾?多少昨天还是信条的东西,今天却成了谎言?”蒙田暗示我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和好奇在作怪,“好奇心引导我们到处管闲事,虚荣心则禁止我们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个世纪以后,很多知名人士站出来为蒙田的话作证。1943年,IBM公司的董事长托马斯.沃林胸有成竹地告诉人们:“我想,5台计算机足以满足整个世界市场。”另一位无声电影时代造就的富翁哈里.华纳,在1927年坚信:“哪一个家伙愿意听到演员发出声音?”而蒙田的同胞福煦元帅,这位法国高级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军总司令,对当时刚刚出现的飞机十分喜爱,他说:“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但毫无军事价值。”     

  我知道能让蒙田深感愉快的证词远远不止这些。这些证人的错误并不是信口开河,并不是不负责任地说一些自己不太了解的事物。他们所说的恰恰是他们最熟悉的,无论是托马斯.沃森,还是哈里.华纳,或者是福煦元帅,都毫无疑问地拥有着上述看法的权威。问题就出在这里,权威往往是自负的开始,就像得意使人忘形一样,他们开始对未来发表看法了。而对他们来说,未来仅仅只是时间向前延伸而已,除此之外他们对未来就一无所知了。就像1899年那位美国专利局的委员下令拆除他的办公室一样,理由是“天底下发明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发明完了”。     

  有趣的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未来却牢牢地记住了他们,使他们在各种不同语言的报刊的夹缝里,以笑料的方式获得永生。     

  很多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不知道的事就不要说。”这似乎是谨慎和谦虚的质,而且还时常被认为是一些成功的标志。在发表看法时小心翼翼固然很好,问题是人们如何判断知道与不知道?事实上很少有人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大加议论,人们习惯於在自己知道的事物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并且乐此不疲。这是不是知识带来的自信?     

  我有一位朋友,年轻时在大学学习西方哲学,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我的大脑就像是一口池塘,别人的书就像是一块石子;石子扔进池塘激起的是水波,而不会激起石子。”最后他这样说:“因此别人的知识在我脑子里装得再多,也是别人的,不会是我的。”     

  他的原话是用来抵挡当时老师的批评,在大学时他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学生,现在重温他的看法时,除了有趣之外,也会使不少人信服,但是不能去经受太多的反驳。     

  这位朋友的话倒是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轻易发表看法的人,很可能经常将别人的知识误解成是自己的,将过去的知识误解成未来的。然后,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笑话。     

  有一些聪明的看法,当它们被发表时,常常是绕过了看法。就像那位希腊人,他让命运的看法来代替生活的看法;还有艾萨克.辛格的哥哥,尽管这位失败的作家没有能够证明“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但是他的弟弟,那位对哥哥很可能是随口说出的话坚信不已的艾萨克.辛格,却向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辛格的作品确实如此。     

  对他们而言,真正的“看法”又是甚么呢?当别人选择道路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似乎是路口,那些交叉的或者是十字的路口。他们在否定“看法”的时候,其实也选择了“看法”。这一点谁都知道,因为要做到真正的没有看法是不可能的。既然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同样可以行走,一个具备了理解的人如何能够放弃判断?     

  是不是说,真正的“看法”是无法确定的,或者说“看法”应该是内心深处迟疑不决的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看法就是沉默。可是所有的人都在发出声音,包括希腊人、辛格的哥哥,当然也有蒙田。     

  与别人不同的是,蒙田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怀疑主义的立场,他们似乎相信“任何一个命题的对面,都存在着另外一个命题”。     

  另外一些人也相信这个立场。在去年,也就是1996年,有一位琼斯小姐荣获了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私人基金会设立的“贞洁奖”,获奖理由十分简单,就是这位琼斯小姐的年龄和她处女膜的年龄一样,都是38岁。琼斯小姐走上领奖台时这样说:“我领取的绝不是甚么『处女奖』,我天生厌恶男人,敌视男人,所以我今年38岁了,还没有被破坏处女膜。应该说,这5万美元是我获得的敌视男人奖。”这个由那些精力过剩的男人设立的奖,本来应该奖给这个性乱时代的贞洁处女,结果却落到了他们最大的敌人手中,琼斯小姐要消灭性的存在。这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对那些好事的男人来说,没有性肯定比性乱更糟糕。有意思的是,他们竟然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由此可见,我们生活中的看法已经是无奇不有。既然两个完全对立的看法都可以荣辱与共,其他的看法自然也应该得到它们的身分证。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笑忘书》里,让一位哲学教授说出这样一句话:“自詹姆斯.乔伊斯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的最伟大的冒险在於冒险的不存在……”这句话很受欢迎,并且成为了一部法文小说的卷首题词。这句话所表达的看法和它的句式一样圆滑,它的优点是能够让反对它的人不知所措,同样也让赞成它的人不知所措。如果摹仿那位哲学教授的话,就可以这么说:这句话所表达的最重要的看法在於看法的不存在。     

  几年以后,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旧话重提,他说:“……这不过是一些精巧的混帐话。当年,70年代,我在周围到处听到这些,补缀着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残渣的大学圈里的扯淡。”    还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它们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指出甚么,也不是为说服甚么,仅仅只是为了乐趣,有时候就像是游戏。在博尔赫斯的一个短篇故事《特隆.乌尔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里,述者和他的朋友从寻找一句名言的出处开始,最后进入了一个幻想的世界。那句引导他们的名言是这样的:“镜子与交媾都是污秽的,因为它们同样使人口数目增加。”     

  这句出自乌尔巴尔一位祭师之口的名言,显然带有宗教的暗示,在它的后面似乎还矗立着禁忌的柱子。然而当这句话时过境迁之后,作为语句的独立性也浮现了出来。现在,当我们放弃它所有的背景,单纯地看待它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这句话里奇妙的乐趣所深深吸引,从而忘记了它的看法是否合理。所以对很多看法,我们都不能以斤斤计较的方式去对待。     

  因为“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而且“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这些年来,我始终信任这样的话,并且视自己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知道一个作家需要甚么,就像但丁所说:“我喜欢怀疑不亚於肯定。”     

  我已经有15年的写作历史,我知道这并不长久,我要说的是写作会改变一个人,尤其是擅长虚构述的人。作家长时期的写作,会使自己变得越来越软弱、胆小和犹豫不决;那些被认为应该克服的缺点在我这里常常是应有尽有,而人们颂扬的刚毅、果断和英勇无畏则只能在我虚构的笔下出现。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地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茁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钮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而且对我来说,它比死去一位总统重要得多。     

  最后,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看法。因此,我想继续谈一谈博尔赫斯,在他那篇迷人的故事《永生》里,有一个“流利自如地说几种语言;说法语时很快转换成英语,又转成叫人捉摸不透的萨洛尼卡的西班牙语和澳门的葡萄牙语”的人,这个乾瘦憔悴的人在这个世上已经生活了很多个世纪。在很多个世纪之前,他在沙漠里历经艰辛,找到了一条使人超越死亡的秘密河流和岸边的永生者的城市(其实是穴居人的废墟)。     

  博尔赫斯在小说里这样写:“我一连好几天没有找到水,毒辣的太阳,乾渴和对乾渴的恐惧使日子长得难以忍受。”这个句子为甚么令人赞叹,就是因为在“乾渴”的后面,博尔赫斯告诉我们还有更可怕的“对乾渴的恐惧”。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看法。     





余华,浙江海盐人,生于1960年4月3日,1977年高中毕业后待业。从1978年开始当了5年牙科医生,1984年《北京文艺》给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星星》,25岁那一年,他又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余华的创作,曾经深受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影响,后来他从他们的艺术中解脱出来,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1984年他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小说,开始展露了他独具个性的文学才华。1988年的年初他发表了极有影响的《现实一种》,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余华自己似乎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信,他感悟到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残酷状态,也可以用一种非常潇洒的轻松情调来描画。接着,他又发表了《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小说,又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代表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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